​我的老父亲（原创）

2015年12月29日是个黑色的日子，我的老父亲去世了……

我记得，那天下午，我下班回到家，端起饭碗正准备吃饭，电话铃响了，是侄儿海民打来的：我爷病危。放下电话，饭已无法下咽，忙与妻子匆匆收拾了一下，侄儿接我的车已经到了门口。走到路上，侄儿给我说：“我爷已经去世了，怕你受不了，没说去世”。一瞬间，我的眼泪就喷涌而出，流在脸上，滴在心里……

父亲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，勤劳的一生，坚强的一生。

父亲名李书展，一九二三年古历二月二十二日生，祖籍河南省孟津县小浪底镇马囤村，家有两间小屋，一孔土窑，二亩半地，那就是父亲家的全部家当。

一、“刀客”绑票

一九三零年，父亲已经八岁了。某一天，村边来了一帮马队，孩子们都好奇地看。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那些人竟然会是一伙土匪，孩子们被连捆带提地掳走了。父亲们被捆绑在一座破庙里，蚊叮虫咬，稍有骚动，就会遭到刀客的皮鞭抽打。刀客们威胁父亲他们，说是逃跑被抓住就要被卸胳膊、割耳朵、剁指头。刀客们给家属传话：拿钱赎人。祖母、老舅们把仅有的土地卖了，换成银元赎人。老实巴交的爷爷走到半路，被小土匪发现，抢走了他卖地的银元。爷爷无奈地回到家中，又把仅有的两间房子卖掉，将银元蒸在馍馍里交给刀客老大，才将我父亲赎了回来。父亲回来了，爷爷面对无房无地的困境，连气带吓竟然成了傻子。父亲只好给地主家放牛、割草，一家人在一孔土窑洞里艰难度日。

二、陕北学艺

我的三老舅陈文忠是延安一带很有名气的铁匠。他当时在刘志丹部队当军械修理工，也就是陕北红军的“土兵工厂”，十四岁的父亲无奈随老舅打铁学艺，在兵工厂修枪械、制土枪、打苗子、打鬼头刀等武器。父亲也因此有机会见到了陕北红军刘志丹、谢子长、习仲勋等领导，谢子长还时常来军械处问寒问暖。父亲在瓦窑堡时还给他认了个陕北干娘，说她饭做的好、心眼好、手艺巧。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，八路军开展大生产，他与三老舅们为八路军磨镰刀，打镢头，为纺车打铤子。多少年来，父亲常常说起他的干娘，并说去陕北看看，忘不了延安方言土语，山水民俗。1942年日本侵占中原，在洛阳杀人放火，父亲匆忙从陕北赶回老家，与祖父、祖母全家人随大逃亡人群逃到陕西澄城县西观村安住。

三、保卫土改1949年全国解放，河南老家进行土改，父亲带妻儿家人们从陕西又返回河南老家，分得土地、耕牛和房子，过上了正常的日子。为了感谢政府，他除参加劳动外，还积极参加民兵，为新生政权站岗放哨，为村里安宁夜间巡逻，并配合公安抓捕坏人，常常是吃不好，睡不好。当时人称父亲是痛恨国民党“不怕恶霸狂的好民兵”。由于他工作积极，不怕坏蛋，乡政府还为他披过红带过花。每当此时父亲心里总是乐滋滋的。他常给我们说，要感谢共产党，感谢毛主席，感谢新社会。

四、迁居陕西

1958年，全国进行大炼钢铁，并进行农具改革，改镶锨（半铁）为炉华锨（全铁），拉运使用架子车，即轴承化。在路井公社乾字村支书邓锡玉的聘请下，我们全家又由河南孟津迁到了乾字村。当时父亲一人打铁，养活八口人，十分困难，加之又是河南口音，有一种让人看不起的感觉。但是随着父亲打制的炉华锨，架子车珠子出名，慢慢地村里人改变了原来的看法，还有的年轻人主动为父亲票锤轮锤，找父亲做零活的人也多了起来……。

五、修理机器

六十年代，路井街上有一家面粉厂，生意兴隆，但机器时常发生故障。父亲被聘到厂里维修机器，为了维护机器，经常不离单位。一次为了修理正在运转的机器，他的左胳膊被机器锋利的刀片划了一尺来长的口子，骨头都露了出来，父亲咬着牙忍着巨痛，让卫生院做了手术。父亲的胳膊骨折了，只好在胳膊里加了一块钢板，为了一家人的生计，父亲伤未痊愈他就又上班了,后来又在路井棉绒厂修理扎花机等。这块钢板，陪伴了他的一生。

六、苦度饥荒

一九六零年，我国陷入三年困难时期，党中央提出了“低标准、瓜菜带”的口号。路井是我县特困难的地区，隔三见五死人、死牲口。我村的老弱病残大部分在那年去世，我村邓虎娃拉架子车从黄河滩拉马蔺回来，走到村口饿晕了，乡亲给他半碗拉米（稀饭），他狠狠地把碗口咬了一块死了。我们一家九口人吃饭就成了大问题，为了生计，父亲让两个哥哥停了学，我和四个妹妹还小，让我一人念书。父亲还用铁具换萝卜、买油渣、泡槐胶，剥棉皮等来让我们充饥，地里野菜挖完了，树皮剥光了，母亲弄些麦叶和谷壳合起来蒸成馍，以此充饥，人吃了拉不下，实在难受。尽管父母做了努力，我还是得上了浮肿病，经常便血，一天天消瘦下去，父亲心急如焚，曾与叔父拉着我和患噎食的祖母去大荔看病，我不见好转，父亲只好准备后事。公社调查时父亲向公社作了反映，公社领导看了骨瘦如柴的我，让我也上了“营养灶”，我才活了下来。父亲常说：共产党真正是为人民的。困难时期刚过，有一次吃饭我把萝卜扔了，父亲发现了一只手里提着鞋，一只手夹着我，在我屁股上狠揍，说我好了伤疤忘了痛，忘了本，忘了六零年。

七、遭受迫害

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，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运动开始了。村支书邓锡玉、团支书李银载（我二哥）被批斗。父亲心情很不好说：“农民都不种庄稼了，哪来的那么大劲，你们还讲理不讲理？”一气之下，向村里提出迁走户口的主张。造反派们以此为借口停分了我们家的口粮，使我家生活再度困难。父亲为了一家老小，又开始拼命在外干活，见我体弱打不了铁，为我准备了小炉匠箱，挣钱养活自己。所幸，路井公社李天培书记明察秋毫，发现村上开出我们家迁出户口的条子，公社都没同意，后来为我们家争取分到了口粮，父亲才松了一口气。

八、铁业组长

七十年代，路井成立了农县厂，聘任父亲为农县厂铁业组长。父亲虽是农民，但一辈子没当过官的父亲对待工作认真负责，经常是早到晚归，而且舍得出力下苦，轮起铁锤不知休息。他的徒弟梁正祥说：师傅肯出力下苦，让票锤的吃不消。父亲打的镢头既结实又美观，经久耐用；他打的剪刀，既锋利又精巧；他打的菜刀钢水好，造型好。历任公社领导都拿他的菜刀作为路井纪念品，路井地区的大部分农户都有他打制的农具等用品，至于镰刀那更是家家户户都在使用。父亲积极肯干负责任，多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。

九、惊险时刻

五十年代独店一带狼特别多，秦城杨烈打过十四只狼被传为佳话。七十年代后期，因农业学大寨开荒种地，狼也少了，但还是有。父亲因年龄大了，不在农具厂上班了，就回到乡下打铁。一天黎明，父亲骑自行车去独店乡马村做活，路过郭家坡有一节长坡，父亲气喘嘘嘘地推着自行车刚到坡头，发现月光下有个影子。啊，原来是一只大狼蹲在坡头，父亲为之一惊。狼见了父亲也不让路，父亲试探着往前走，狼呲牙裂嘴直往前扑。见此情景，父亲只好撑起车子等待。他心想：下坡，狼会追，前进，狼挡道，怎么办？只有和它对着干。于是父亲停止前进，与狼对峙，并作好与狼搏斗的准备，如果恶狼再往前扑，父亲就会毫不犹豫地使出他锻炼了五十多年的铁拳予以回击，父亲暗暗地握紧了双拳。狼看此人毫不示弱，对峙了约几分钟，转身就跑，很快消失在田野的尽头。父亲继续骑上自行车去了马村做活。事后父亲说：动物也是品人性子的，到底还怕人。

九十年代，父亲打钉子，由于票锤的徒弟用力过偏，一个烧红的铁钉飞溅到父亲右眼直冒烟，当时父亲眼睛就看不见了，肿的像烂桃似的，父亲忍着疼痛，硬是一声没吭。我们赶紧把父亲送到合阳医院，经卢大夫和范晓云大夫做眼科手术，割去烧伤部分并进行缝合，父亲的右眼才没失明。父亲说还是现代化医院技术高，新社会就是好。

十、变废为宝

父亲老了，身体好像也矮了一大截。但他勤勤恳恳、勤俭节约的习惯没有变。虽然九十多了，打不动铁了，但小打小闹打打铁钉。在垃圾堆中捡些废铁铝件，制做小簸箕，萝卜擦子，还为孩子们用铁皮制成小风车，用旧扫帚编成蝈蝈笼子，还有蝈蝈叫时的竹排子，样样俱全。父亲手巧，他虽不是木匠、银匠，但他还曾为母亲做过织布机、纺花车、小木凳，打银镯子、金箍子。父亲喜欢小孩，春节时为村里小孩发压岁钱，见到小朋友每人发一元。父亲闲不住，夏收时为村民义务磨镰刀。他还用香烟盒、大纸盒做成扇子，订上竹把，既经济又实用，还是一种工艺品，人人喜欢。三暑天，他把这些扇子送给路井镇政府、派出所、敬老院，县民政局、公安局、以及泰山、金水等社区，人家问他为啥这样做？他说：现在社会好，还给年龄大的人发钱哩，我要学习雷锋，回报社会。他“变废为宝”的事迹被记者采访，刊登于《西安晚报》、《陕西农民报》及《中国环境报》等刊物。政协主席梁军民，为他编写对联：勤劳寿高艺超群，锤炼人生家康宁。渭南市纪委书记吉智野（我父是他家的老房东）听说我父病了，专程前来看望（我们亲切地称他为“合潮哥”）走时合潮哥嘱附我们要善待老人，祝愿老人长命百岁。

到家，看到父亲双眼紧闭、双手紧握，很平静的躺在炕上。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，嚎啕大哭。我可怜的父亲啊，您老人家不给我们说一句话就走了，让我们难受到几时？

父亲出殡那天，天气晴朗，全村男女老少、亲戚朋友们都来为我的老父亲送行。灵车缓缓蠕动着，引魂幡在空中飘动着，纸钱在空中飞舞着，我们兄妹们在悲痛的哀乐声中失声痛哭，送父亲远行……